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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“減負”,就應恢復學生在校時長!
2019-12-26 09:07:57 來源: 半月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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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導讀

  近年來,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一直在鍥而不舍地減輕學生過重負擔,各種“減負令”“禁令”“規定”“緊急通知”等文件層出不窮,措施一次比一次嚴厲。然而,時至今日,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不僅沒有減輕,反而越來越沉重,家長質疑的聲音更是一浪高過一浪。

  政策的初衷與實際的效果背離如此之遠,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。是減負錯了,還是減負的方式錯了?半月談編輯部近日邀請家長、一線教師、基層教育部門負責人、專家等,就減負發表自己的看法。我們希望以此激發更多的理性討論。

  前天、昨天我們分別推送了《減負,一道持續半個世紀的未解題》《減負錯了嗎?一場關于未來教育的大討論》兩篇文章,引發了社會廣泛的熱議。今天,我們繼續討論減負話題,以啟迪大家進一步思考。因為,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,關系到千家萬戶,關系到國家未來。

  真“減負”,應恢復學生在校時長

  王捷(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特聘副研究員)

  現在輿論中有太多的聲音在指責家長給孩子“加負”是“不理性”的,但我認為,當前學生課業負擔過重,這口“鍋”主要不應由家長來背。問題的根源在于,我國學生面對的相當一部分課業負擔,其實是不必要的。

  為什么這樣說?近20年來,學生負擔不減反增,增的是哪部分?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訓。

  校外培訓的興起不是偶然,有客觀環境因素諸如知識經濟時代到來、貧富差距擴大、居民收入增加、民辦教育崛起、單位制度解體等等,再加上我國重視教育、強調勤奮苦讀的文化傳統,這都使得越來越多孩子走進了校外培訓班。不過在這里,還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重要因素:學生的在校時間變了。

  在“減負”思潮推動下,過去二三十年,學生在校時間是不斷縮短的。縮短學生的在校時間確實減了學校的教學“負擔”、減了基層政府的教育經費負擔,但是在不改變文憑社會下的選拔性考試制度的情況下,縮短學生在校時間就意味著給了家長更多支配孩子學習時間的機會,而當家長普遍陷入“不知道別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補習”的囚徒困境恐懼時,他們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可想而知。

  此消彼長之下,通過縮短學生在校時間來減負,其帶來的效果與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馳,整個社會的教育總投入不減反增,孩子們重復機械訓練式的課業負擔不減反增。這些新增的課業負擔就是我所說的“不必要”的課業負擔。

  由此,我認為,“減負”政策的主要抓手,不在于讓家長做出“合理”的家庭教育決策,而在于恢復學生在校時長,甚至在特定情況下,有必要恢復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之前,每周六天上學的模式。

  至此,一定會有人詰難我:“這不是又回到應試教育的老路上了嗎?”請注意,“應試教育”和“素質教育”,并不以在校時間長度而區分。教育部門和學校縮短學生在校時間,家長會變本加厲地去延長孩子的課外學習時間,而課外培訓班,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應試為目標。而當前的在校教育課程設計正在不斷增加“素質提升”比重,在校與課外兩邊相比,哪邊的應試色彩更濃重一目了然。

  具體案例如關于此次“南京減負”,流傳最廣的一篇文章有一個聳動的標題——“南京家長已瘋,減負就等于制造學渣”。為什么“家長已瘋”?原因就在于教育部門大刀闊斧地砍掉學生在校時間,砍掉學校課程中的應試比重。家長一看,孩子應試的任務,學校撒手不管了,全部都要自己想辦法,對于大多數家長來說,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,最好的辦法就是花錢把孩子往課外培訓班一放,于是孩子接受應試教育的時間又被不必要地延長了。

  “南京減負”這樣的操作并非個案,引起的連鎖反應應引起我們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深思:所謂“減負”,并不是讓學校把應試任務當成包袱甩給家長,而是要讓學校負起責任來,把孩子的學習時間控制權重新收歸于學校,這樣一來,就杜絕了“不必要”的課外應試教育。在此基礎上,學校要在嚴格監管下增設素質教育課程,增開體育、藝術甚至是編程等興趣活動,讓孩子們的時間投入到更多元化的發展選擇之中。

  如果教育政策能夠出現如上設想中的轉型,我認為,最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于教育均衡,尤其是要在義務教育階段做好師資和教學設施的均衡,否則就難免出現“用公共資金和權力制造不平等”的惡果。

  毋庸諱言,即使同樣是公立學校,由于地域和城鄉差異,現在同樣待在學校里,有的孩子能學高爾夫,有的孩子卻連一個籃球都摸不著;有的學校老師本碩“雙一流”起步,甚至還聘有清華北大的博士,有的學校英語課只能等暑假來的大學生志愿者教。

  雖然許多研究表明,學校教學質量之間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后果上,都不如家庭文化資本之間的不平等來得嚴重,但最近一些新聞事件也卻說明,同樣是公立學校卻存在天壤之別,這樣“用公共資金和權力制造的不平等”帶給普通市民的相對剝奪感,遠遠超過了公眾對于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滿。

  在任何時候,教育政策都應該具有普惠的一面,都要最大程度考慮到大多數人的利益,對于這個問題,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應時刻保持警醒。

  缺乏配套改革,減負很難獨進

  范先佐(作者單位: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)

  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,涉及到政府、學校、家庭、社會等方方面面,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,但長期以來,我們解決問題的立足點往往著眼于教育內部,而忽視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。

  比如,在相對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條件下,勞動者個人所受教育的質量和程度越高,就業機會就越多,選擇的工作就越理想,獲得的收入就越高。由于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過大,一個人想提高自己的收入,實現向更高社會階層的流動,就得找到更好的工作,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必須上好的大學,想要上好的大學就要上好的中學、小學,就要進好的幼兒園。不能輸在起跑線上,哪一環都不省心。

  因此,這個起跑線不僅拴住了高中階段的許多學生,而且拴住了初中階段的學生、小學階段的學生,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兒園階段,甚至胎教階段,層層加碼,惡化了教育生態,弄得大家都很疲憊。加之,現在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、兩個孩子,輸不起,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做賭注。

  所以說,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不單是教育問題,也是社會問題。如果僅限于在教育系統尋找答案,讓教育系統單兵獨進,很難解決問題。真正實現減負,需要比較系統全面的改革,不僅要著力破除制約教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,還要與其他社會領域改革相互配合,形成合力。

  比如,我們是不是可以淡化文憑、學歷、名校等標簽在用人上的硬性標準。學歷并沒有那么重要,關鍵在于能力,在于知識結構。我們應該通過勞動人事制度改革,從拼文憑走向拼能力,從學歷社會走向能力社會。文憑低一點沒關系,只要自己努力,照樣可以有一個好的前途,照樣能得到提升。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,減負問題就容易多了。

  同時,社會各個行業的收入差距也不應該那么大。如果一個普通的技術工人和一個大學教授,都可以有比較體面的生活,這樣大家就不一定非要去從事某個職業,更不是哪個職業流行、收入高,就往哪里去,而是哪里適合我就往哪里去,幫助每個人找到最適合的工作,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這樣,教育的功利性沒那么強,減負問題也就好解決一些。(采訪組稿:鄭天虹、蔣芳、楊思琪、趙葉蘋、廖君、王自強)

  來源:《半月談》2019年第2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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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糾錯】 責任編輯: 王曉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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